济南4月25日电(王采怡 夏莹)第三届“数字传播与媒介中国”学术研讨会25日在山东师范大学举行。本次研讨会以“数智传播与国家治理现代化”为主题，汇聚来自中国人民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、南京大学、复旦大学等高校的新闻传播学界专家学者，深入探讨智能传播、人机关系、媒介变革与国家治理等前沿议题。

4月25日，第三届“数字传播与媒介中国”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师范大学举行。王采怡 摄

　　“当前，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渗透平台社会，加速改变国际传播格局。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刻都应该立足中国实践、回应中国问题、提炼中国理论，让学术研究扎根大地、服务国家、引领时代。”《苏州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副主编江波在致辞中表示。

　　《广州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主编陶东风介绍说，该刊物以“新媒体+”模式激活学术研究，拓展传播边界。“新媒体不仅是技术，更是重构产业结构与生活方式的革命，可与几乎所有研究领域融合，‘新媒体+’模式的核心是打破学科壁垒，通过将新媒体与传统人文社科基础研究、重大现实问题结合，实现双向激活。”

　　暨南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陈昌凤表示，数字时代，国家治理正从组织化转向基础设施化，国家能力嵌入数据网络、平台系统与智能传播结构，治理从层级转向协同、从结果转向过程、从经验决策转向智能辅助决策。同时，平台权力、数据安全、算法黑箱等挑战凸显。“中国数字应用场景广阔，应立足实践，以前瞻视野探索智能传播与治理现代化的中国范式。”

　　“技术驯化不同于强制规训，常以温和的方式隐性塑造人的行为与认知。”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彭兰认为，技术驯化中，推荐算法划定信息消费边界，驯化用户的选择与情绪；大模型强化目的性行为，引发“认知卸载”；提示词套路化则固化思维与语言。她表示，探讨驯化并非否定技术价值，而是警惕技术逻辑过度笼罩，守护人的主体性。

　　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、教授张洪忠表示，当前，大模型成为全球信息基础架构，推动传播进入去中心化的“海量一对一”结构。他认为，这种人与机器高频连接、人际互动减少的结构，可能导致人际信任降低、社会资本异化，甚至可能让人类“无意识的幸福感”急剧消失。这既关乎传播学研究，更涉及社会整合与公共沟通的治理议题。

　　该研讨会由“数字传播与媒介中国”学术共同体主办，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、《山东师范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联合承办。(完)